主席在辽宁省的数据库中查阅到的一份七十年代末中央干部到贫困县调研的报告当中就有提到，当时这个县的农民一共有三大愿望，第一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二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三大愿望还是吃得饱饭。至于出生在农村的大量人口，除了成为农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路可走，教育和医疗都维持在最低水平中的最低水平，仅仅是不会大量产生文盲以及不会产生大规模恶性传染病的程度。
除了中央干部的调研报告之外，主席还提前二十多年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省一名小学教员写给他的信，描述了自己的孩子在下乡务农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生活困境，以及城内干部子女在下乡之后不久就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名义被调回城市工作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家庭身上发生的个例，而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和体制僵化导致的全国性的困难。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全都走向了瓶颈，改革来得越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越大，人民为改革付出的代价越惨痛。
而现如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比起原历史上大有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历史上的发展历程。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道路需要从一开始就想明白从哪里进行改良，以免再次在客观规律的墙上撞得头晕目眩。
“首先是在工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走专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老路。既然国家的家安全可以得到确保，那么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主席在政治局的讨论会上严肃地说道，“人民群众跟着我们闹革命，是因为旧社会让人活不下去了。我们的革命胜利，不仅要让人民活得下去，还要让人民活得更好，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群众。”
建国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涨缓慢乃至于开倒车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几点就是人口无限制暴涨、执政党幼稚思想导致的“左倾”或“右倾”、科学技术基础差发展慢，而辽宁省穿越之后，这些问题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
中央在经过讨论之后，初步确定了未来将要建设的国家经济的形式，大体上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差不多，但是施加了许多的限制条件。相比原先的政策而言，最明显的改变当属允许私营经济的继续存在，但是对私营经济的规模作出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政策将会保证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进行全面的把控，在某些行业禁止私营经济的存在，同时在同行业的国有企业中制造竞争局面，以避免国企垄断导致的僵化。国企将不再作为同时负责生产和生活的“小社会”，必要的公共服务由专门的部门负责。
农村向城市的流通渠道必须扩大，不能限于每年只有一点点的人才招工和征兵，同时要保证农村的收入水平不被城市拉开太远。辽宁省生产的工业产品将以解放军的武力作为后盾对外征收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债”，用于对内补贴以人民负担得起的价格进行销售，尽量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社会建设的方面，主席也对辽宁省提供的基本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在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这一方面。由于最根本的人性使然，在制度不够严厉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总是会为自己的后代谋取更多的利益，哪怕是非法利益。在这件事情上从古至今都没什么好办法，只能以强制手段规定某些高收入岗位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者的后代在应聘同单位岗位的时候作延后考虑或者是直接禁止。
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能有一定的文化娱乐，新的政策也保证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必须得到保护。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农村生活的枯燥只能依靠几个重大节日和层出不穷的民间艺术得以缓解，如果人为破坏这一类传统文化，不仅仅会造成当代人的生活变得枯燥，还会使后代子孙的文化生活由于传承断代容易受到其他文化体系的入侵。
总而言之，在新中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对外威慑能力的情况下，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已经不是我党的当务之急，现在的新中国必须一切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心。在政治体系、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上的基本国策都结合当前新中国的国情以及未来世界提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力求在犯最少的错误的情况下达到尽量大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争取尽量多的福利。
“我们现在在经济制度建设上是学生，在未来也将一直是学生。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从未有人直到如何去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探出一条路来，证明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主席在讨论会的最后如是说道。
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个社会问题贯穿始终，几乎所有其他社会问题都与之有极大的渊源。如果不能先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一个隐形炸弹就会被埋下，终究会在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后将辽宁省穿越带来的优势消耗殆尽。
新中国在1951年的人口总数大约为五亿六千万人。
第165章 折断马尔萨斯的镰刀
事实上，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是，我党早在1952年开始就已经注意了人口问题，并在1956年的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时是比较重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的，但是由于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产业百废待兴，国外霸权蠢蠢欲动，计划生育的政策就这么被搁置下来，并未得到后续的重视和有效执行。
另一方面，就客观现实来看，即使当时中央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并部署基层党政组织执行，也不可能抑制住人口暴增，顶多让增长率稍微放缓一点点罢了。新中国建国之后人口的暴涨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只归因于政策和宣传显然不是正确的思路。
新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内人口由五亿翻倍为十亿，在这多出来的五亿人口中，贡献最多的自然是人口基数最大的农村地区。在粮食勉强够吃，孩子勉强养得活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甚至在长时间内有一对夫妻养育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存在。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导致人口失衡的情况出现，农村溺毙女婴的封建行径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屡禁不止。
农村人口暴增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上百年的战乱和革命，中国的人口被降低到一个足以让大多数人在和平环境中活下来的水平，农民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尽量增加全力生孩子。再有是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习气没能及时被扭转，农村复杂的社会情况导致农民的观念中认为，家中男丁越多，家族的势力越强，在争夺土地、水源等有限的资源的过程中优势越大，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源不足的问题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一观念还是流传下来。另外还有避孕措施不到位和农村人文化娱乐缺失的问题，几千年以来在农村地区，由于照明能力低下和夜间娱乐活动几乎不存在，已经结婚的夫妻在夜晚还有体力而且无法入眠的情况下只有生孩子这一种事情能干，而在避孕套这种廉价避孕措施能得到大规模的量产和普及之前，根本就没什么办法将平行慢跑和养育后代这两件事隔绝开来。
在后世有一些人认为，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进行限制没什么必要，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会使人口增长率自然地下降到合理水平。这种想法显然和历史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现实是，新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太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在中央甚至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生出了远超经济发展速度所能承受的新增人口。即使在饮鸩止渴式的计划生育下，中国的人口依旧在二十年内暴涨三亿多，这远远不是城市化的抑制作用能够对抗的程度。
暴涨的人口数量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由于教育水平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新增人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劳动力，尤其是对抑制人口增长最有效果的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新增的农村人口没能转化为城市人口，结果就是农村人口进一步增加，人口增长加速再加速，最终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农村人口的增加使得新增的粮食产量被迅速稀释掉，原本可以作为家庭盈余的那部分粮食不得不用来养活新生的孩子，家庭收入因此止步不前，导致越穷越生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的耕地开垦、举步维艰的农业技术改革、全国上下进行的水利建设，这些为了粮食增产进行的努力在人口暴增之后堪称被白费了，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增反减。在这个时期内，新中国农村在人口增长这一方面几乎和封建时代没有区别，在生产力得不到革命性发展的情况下，马尔萨斯的恐怖镰刀已经悬挂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亡羊补牢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先进化肥生产技术的引进使得中国暂时避开了马尔萨斯陷阱，从崩溃和发展停滞的悬崖边缘被挽救回来，但是这一政策的后果也在几十年后以低生育率的形式继续困扰着我党。
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新增的工业产业迅速被填满，并产生了严重的劳动力溢出。城市出身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得到比农村孩子高得多的多的教育资源，在技术力不够发达的年代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有成为产业工人的能力，但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新增岗位根本不足以消化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避免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导致社会秩序失去稳定，国家只能把本来可以作为高素质劳动力的知青“放逐”到农村地区，和本就已经接近饱和的农村人口一起劳动。结果在耕地和农业技术有限的情况下，知青下乡也几乎没能起到提高农业产出的效果，反而使得农村的负担在国家对知青的补贴无法发放之后进一步加重，让农村和城市之间产生了矛盾。
教育、医疗、住房、运输系统在人口暴增时完全不堪重负，农村的教育水平基本就是扫盲级别，许多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甚至成了文盲和半文盲。医疗水平止步于每村一个赤脚医生的水平，不是干部和军人的话几乎一辈子没法进正规医院治病，而且人均可用医疗资源的短缺也是新中国刚建国时婴儿夭折率居高难下的原因之一。住房和解放前相比变化不大，有些地区的住房水平还因为老化而下降了。城市基本垄断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新建住房，即使这样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没能得到多少提高。
按照环境承载量理论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上，最适宜的人口总数在十亿以下，人口再多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生产力的提高能够使最大承载量上升，但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为了可以无限制地生孩子。人口暴增同时也是中国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及自然资源遭到竭泽而渔式开采的原因之一，美好的自然环境这一最普遍的民生福祉，再后来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进行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