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武器这一方面，我们的技术储备远远领先全世界的水平，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研发大当量核武器，而是研发可以用于特殊用途的，更清洁更高效的战术核武器。”核武器工程的总负责人钱三强副部长正在向自己的同事们讲解中央军委对下一代核武器的需求。
在21世纪的时候，核武器的发展已经不再往扩大当量的死路上走，而是转向小当量高特化。包括对生物杀伤性极强的中子弹，可以造成小范围长时间核污染的特殊材料原子弹和用于大范围破坏电磁环境的电磁脉冲炸弹，21世纪各国的核武库已经逐渐变得丰富，而核弹实战化的可能性也日趋提高。
虽然现在中国的综合核力量水平冠绝全球，但是美国的核武器工程也必然在加速当中。二机部的科学家们不会因为现在拥有超越时代水平的技术就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他们的使命是让新中国在核技术方面的优势永远持续下去。等到了人类终于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和平的那一天，他们的使命才算是功德圆满。
“相信大家在之前那段时间里都已经了解了相关资料，在技术思路这方面核武器在未来几十年里没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追上2025年水平的难度在两弹一星工程中是最低的，但是我们肩上的担子也是最重的。这不仅仅关系到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危，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全世界的和平。”钱三强向面前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强调了他们的使命之重大。
选择像原历史上那样参与到两弹一星工程当中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名誉而感到满足，而是将他们身上的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当成一种压力，用以鞭策自己继续前进。这种不为名利，大公无私的精神在新中国尖端国防领域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和他们的后辈选择这项事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自身的利益。
为了方便就近利用辽宁省的技术和资料，并综合考虑了安全方面的问题，二机部和五机部都将地址选在了辽宁省的战略物资储备中心周围。新中国战略武器工业的重建和开发工作，就在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中展开了。两弹一星元勋们现在有了超越自己在原历史上的成就的机会，新中国的历史依旧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169章 宗教问题
解放军18军正式解放拉萨的同时，西藏的社会改造工作也随着我党工作队的入驻而开始。在进行西藏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当中，基层干部们面临着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困难点，那便是藏族同胞广泛的喇嘛教信仰。
在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历程当中，宗教工作是比较值得一提的。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本土宗教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而外来宗教的影响力更多地集中在疆藏地区，帝国主义殖民者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将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带到中国。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混乱无序的社会中野蛮生长，不仅仅是那些势大根深的大型宗教组织，各类小型的衍生宗教和邪教组织也层出不穷，对我党的基层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
以道教、佛教、绿教、天主教和新教五大宗教为主的中国宗教组织当中，天主教和新教主要分布在过去受到西方诸国影响较深的城市地区和江南地主家族控制区，佛教和道教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绿教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小型聚居点和西部的落后地区。由于道教和佛教是旧中国的古老宗教，它们在历史上的多次干政尝试都被皇权打压，因此不会对新中国的基层建设造成什么困扰。但是后世俗称的闪米特三邪教在其西方起源国都有浓厚的政教合一传统，绿教的背后有中东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的支持，新教和天主教的背后则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些宗教组织阻挠新中国的建设、破坏新中国的社会基础。
除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境内施加的影响力之外，中国境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层出不穷的小型邪教也和这些大型宗教颇有渊源。虽然小型邪教的产生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归因于大型宗教的影响，但是它们抄袭的教义基本上是从大型宗教的经书中提取组合的。
起源于人类对未知自然界的恐惧的宗教发展到今天，不能说对社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总体上是落后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对社会思想建设是不利的。宗教本身是一种精神信仰，宗教的扩张对我党在人民群众间推广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十分不利，也和在群众当中普及科学素养的基本国策相悖。
“话说这么多，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运动式的治理，通过暴力手段一次性地解决所有宗教信仰。我们在认识到宗教的本质的同时，也要清楚宗教是一定条件下自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渐渐缩小。”周总理在政务院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上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基调，“我们国家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发展。新中国的宗教组织必须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就是顽固的反动派，是要被人民民主专政消灭的对象。”
后世的宗教发展使得人们发现自己原本对宗教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虽然新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贫困地区也逐渐减少，但是宗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跟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顽强地生存着。在21世纪的时候，新中国国内的信教团体竟逐渐有了年轻化，并向高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这和之前的宗教只会在贫穷地区强势的印象大不相同。
这其中自然有着文化入侵和其他的各种境外因素作祟，但是宗教确实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自身，使自身更加适应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
“在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方面，我们还有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将宗教组织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切断，不能让境外势力通过宗教组织影响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周总理面前的人除了政务院相关部门的干部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宗教组织代表。
这些宗教代表在听了周总理的论述之后有喜有忧，虽然早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周总理就召集国内的基督教代表人物，在全中国展开宗教的“三自运动”，驱逐了原本在中国基督教会中有很大权利的外国神父，但是今天的会议明显证明我党对宗教的态度是会更加严格的。后世本土宗教教会和境外宗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警惕，毕竟现在的中央还没能见识到极端宗教组织的强大破坏性。既定的宗教政策既不会像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样追求以暴力方式彻底消灭宗教，也不会放任宗教在中国境内随意扩散。
中央对宗教政策的看法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将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同外国势力剥离开来，并对它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在超长远规划上尽量以彻底消灭宗教的存在为目标，但是短期内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的存在。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佛教和道教本身并没有像闪米特宗教一样太强的扩张性，而是强调信徒对自身的思想管理。
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主要受众就是那些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生活方式逐渐西化的富裕家庭，包括当时最显赫的蒋光头一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洋教在那段时间里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教会利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和自己的西方势力背景，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扩张。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解放军接二连三的对外战功，可以预见信洋教这种行为不仅不会代表任何“身世显赫”的意味，甚至会和落后无知联系在一起。
根基不稳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在脱离了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维持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这两种宗教在中央的眼中，并不比扩张性弱的佛教和道教要麻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限制他们的传教行为。
“人民政府关于宗教的政策中有些部分会和之前协商通过的有些不太一样，主要是在传教限制和宗教捐献这方面做出改变。”周总理一本正经地和面前的干部与代表们讲解新政策，政府对传教新增了大量的限制，比起原历史上也更加注重执行层面。
新的宗教政策将规定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只能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传教，而且这类宗教场所的密度也被严格限制。传教场所不能设置在明显的公众区域，更不能向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公开，政府机关将会设置专门的监督人员驻守宗教机构，防止非法传教行为。
“传教行为仅限于人对人的对话，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印刷带有传教作用的印刷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生产或委托生产带有传教性质的生活用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在进行志愿社会活动的同时宣传宗教......”周总理拿出一份新的清单，向会议室里脸色愈发苍白的宗教代表们进行宣读。
现代宗教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工的具，大多数宗教的神职人员本身并没有什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看中的无非是更多的信众群体所能够提供的更多的宗教捐献。原本新中国对宗教的限制并不是那么的大，只是要求宗教必须脱离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是现在政府明显是要着手限制宗教发展，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无疑会狠狠地打击宗教的经济基础。
而在这场讨论会之外，绿教的问题被党中央单独拿出来讨论，毕竟在后世的经验当中，绿教对新中国国内建设的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虽然绿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新疆和宁夏等地，从面积和影响人口的数量来算并非太大，但是绿教本身的排他性和顽固性使得相应的宗教组织有很大的破坏力。